1976年清明节前后发生了北京广场事情，与此同时，上海发生了公民广场事情。

  1976年清明时节，上海徐汇区服务公司建新机修厂青年工人黄水生怀着对周总理的敬重和爱戴，买了三尺皎白绢纺绸，找了一根旗绳，做了两只铁圈，再将清明前买的一张八寸大的周总理遗像，用一只塑料薄膜袋套好，在像的后边还用了一张硬抄本的封面垫好，避免折皱，四周用缝纫机线踏好，做成了一面吊唁周总理的旗子。旗的中心是总理的相片，下面必恭必敬地用毛笔写了“悲痛吊唁恩来总理”八个大字。

  1976年4月8日清晨，黄水生来到上海公民广场中心旗杆，依照事前踩点后想好的方法，将旗杆上的旗绳剪断，换上了吊唁旗，高高飘扬在公民广场中心的上空。这时有许多人围拢过来，仰视吊唁旗号。黄水生站在旗杆边，先向围拢过来的大众宣读事前准备好的中心讣告，接着又大声宣读自己拟写的内容：“值此周总理去世三周月，上海公民在公民广场升悼旗一日，爱戴的周总理将永久活在人们的心中。”

  刚讲完话，忽然有人挥拳头打向他的头，把他的帽子拉掉，眼镜也被打落，这时周围有人为他捡起了眼镜和帽子并对他说：你从速逃吧。但他说：“我不怕，吊唁总理有什么罪？我坚决不走。”

  其时有一个学生、两个青年工人、一个民兵，把他围住，在争辩中人越围越多。公安人员赶到后把黄水生暂扣在广场边上的好八连驻地。

  因为黄水生在旗杆绳子上动了脑筋，公安人员把旗杆上的绳子剪断后，吊唁旗号怎样也拉不下来。这时“”安插在上海市公安局的心腹薛干青在值班室十分着急，以为旗不从速拿下来，人会渐渐的多，要出大事。所以只能告诉消防出车，用云梯把那面吊唁旗取下。此刻公安局派来了吉普车，把黄水生双手铐上，剥下上装，包着头，拖进吉普车，送到了黄浦公安分局政保科审问。薛干青给黄浦公安分局打来电话，传达了马天水的指示：“对此人绝不能放过，这是反革命举动，一定要严惩，避免他逃跑自杀。”但一上午审问毫无价值。到了下午又传来了马天水的指示：“严加看守，避免逃跑，抓住审问，绝不放过，状况要及时陈述，如分局不可转市局。”

  薛干青和徐成虎（“”上海余党在市公安局心腹）还亲身参与审问，问黄水生是谁指派他干的，黄水生很刚强，不愿讲名字，在逮捕证上还写上“要上诉”，也不露出身份，只讲自己酷爱总理，吊唁总理有什么错。最让他们头痛的是黄绝食，所以只能把他送到上海市劳改局医院打葡萄糖，但到医院后他不愿打针。有几个人又着手打了他，成果葡萄糖没有打成，后被送到了榜首看守所。

  到了晚上，有关方面又收到了马天水的指示：“敌人使用吊唁总理搞反革命活动，北京水上人家，实践对立批邓，北京事情不是邓死党搞的嘛，要坚决进行审问，不吃饭可打葡萄糖，但禁绝搞死。”徐景贤也指示：“北京能够搞，上海敌人也可通过搞反革命活动。”王秀珍也下达指示：“这是南北照应的反革命活动，要查出黑后台。”除了硬给灌食外，黄水生接连绝食了八天。不久，广场事情被定性为反革命事情。黄水生得知后，开端吃饭、做笔录。可是他们仍是没有正真取得需求的东西。

  破坏“”后，上海市公安局依据党中心的有关精力，经市委同意，黄水生在关押了10个月后于1977年2月16日被开释，回原单位作业，补发逮捕时期的薪酬，文件内容仅此两条罢了，对他政治上的只字没提，把他打成“反革命”的有关“罪证”也没有当场偿还。直到1978年10月28日,徐汇区服务公司召开大会为黄水生同志彻底，恢复名誉，推倒了全部诬害不实之词。

  黄水生被投入冤狱后，不只抄了他的家，还禁绝其亲属向组织上报告。黄水生的姐夫从北京出差回来，也遭到了不合法盘查，以为黄水生公民广场吊唁旗与北京广场事情有必然联系，即所谓的“南北照应”。黄水生的弟妹有的就此未能分配作业，有的不能上“七二一”工人大学，有的爱情目标也吹了，甚至连黄水生的小外甥也被不明真相的人追打，叫骂为“小反革命”。

  黄水生被捕后，薛干青、徐成虎等人不管现实，在1976年4月14日的《公安状况》上，编了一篇所谓《大众勇敢捕获试图在公民广场制造事端的反革命》简报，把黄水生诬害为“扯白旗的反革命”。

  这份简报传到了上海团市委后，领导当即指示：“要立刻查询”,并派人到洋泾中学要求总结该校1976届学生李华所谓“勇敢擒敌”的经历。未过几天，一篇题为《公民大众是真实的固若金汤——记青年李华等同志捉拿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文章，在1976年第八期《团的状况沟通》上抛了出来。

  这篇文章彻底不管李华同学反映的真实状况，虚拟现实，使用学生大做文章,在其时的团员、青年中产生了极大影响。前面讲到的四个人围住黄水生，除李华外，还有两个青年和一个民兵，在1978年的案子复查中他们各自写了书面材料，供认其时是为了获取政治本钱。